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六十周岁的生日。回顾这60年，可以大致以1978年为线，中国以不同的面貌和国策展示了两个不同的30年：一个是自力更生、同时也相对封闭的30年；一个是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30年。<br>
　　这两个30年，以不同的前进步伐，不同的国民影像，烙印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华章上；它们承前启后，互相衔接，都是不可替代的。和以往任何朝代中华民族的兴起不同，新中国一诞生，就处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背景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战争的形式，首先宣告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却以政治强力，人为地将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br>
　　两大阵营的对立，固然是因为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所致，但也是当时世界生产力的恰当反映，美国和苏联是当时世界两大工业中心，形成两个势力相当，却相对割裂的经济圈是完全可能的。而不论是从当时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基础系统的建设来说，还是从当时的通信科技与设施所能支撑的社会组织范围来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都不足以支撑如今天这般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br>
　　当时的美国工业化能力的辐射范围，西为日本和韩国，东为西欧，而苏联则西为东中欧，东为中国。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科技水平，决定了中国当时的现代化只有向苏联取经，而无法获得西方的科技和资本。<br>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需要，是很自然的选择。从1966年3月中苏两党正式决裂，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用了6年的时间，才打开了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坚冰，开始尝试建立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这才是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改革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和资本。<br>
　　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最基本的政治互信标志性事件的到来，是差不多又6年之后的事情了。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建交公报。而这一外部环境的突破，也是因为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br>
　　当时的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国力大为削弱，而遭到了苏联在世界各地的进攻政策，美国比6年前更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苏联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导致大量从西欧和日本、韩国进口产品，使得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迅速升级，美国、日本都有了将纺织、低级制造等产业向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大陆转移的需要；而美元在1973年与黄金的脱钩，在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元开始泛滥，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资本剩余时代，美国政府开始娴熟地将美元作为一种控制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工具，美国资本也迫切需要将中国大陆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纳入美元体系；而海外华人的资本积累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达一个阶段性顶峰，他们后来成为投资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br>
　　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早10年不会存在，晚10年则可能会发展到中国很难把握。庆幸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拉开了序幕。<br>
　　承认外部环境在某一个时刻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内部动力的重大意义。新中国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不反对借鉴他国科技和资本，向苏联取经何尝不是一种开放。也正因为中国内部一直存在开放的强大动力，中国领导人时刻有着革新图变、复兴中国的愿望和努力，才能抓住外部那一瞬的机遇。须知，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施行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br>
　　所以，这两个30年，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两个30年，它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两个30年；它们来之有因，变之有道，行之有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换。值得所有中国人庆幸的是，中国在时代所允许的条件下，做了最恰当的选择，从而为中华民族赢来了一个伟大复兴的百年之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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