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律的有效性，就是指法律的实际效用。从立法上讲，是要求法律反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发展趋势不冲突；有可操作性，社会矛盾可以依照法律处理。从法律适用上讲，就是法律能够得到很好地执行，被社会成员广泛遵守。同时，作为社会最刚性的规则，经得起社会矛盾各方的冲击。

    提出增强法律的有效性，首先应当对现状有个清晰的判断。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各方面都把立法看得很重，经过持续的立法工作，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法律的效用没有充分发挥，今后，需要关注的重点应当是与执法、司法相关的问题，唯有如此，才可能增强法律的有效性。      

　　强化法律的有效性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还存在不少障碍，有几种现象值得重视：

    “重实体，轻程序”。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遭到突破并不鲜见，尤其是程序法，甚至有人认为程序是不重要的。现在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很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往往是“一事物，多属性”，要化解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条分缕析，需要提高相关措施的针对性。在发展的现阶段，要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服众，必须根据规定的程序处理问题，否则，势必引发关于公平性的争议。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不重视程序，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便容易出现瑕疵。分析信访部门所处理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出，信访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有相当比例是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方面存在瑕疵。忽视程序，往往导致政府部门由主动变为被动。

    “立法的可操作性弱”。法律法规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与其自身的缺陷有关。有的法律法规看似形式完备，但权利义务指向却并不明确，未真正触及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绕开了社会矛盾，有的仅立足于宣示性、倡导性，可操作性显得较弱，这样的法律法规实施起来，会让人觉得“有法律与没有法律没什么差别”。社会成员中不少人之所以轻视法律，与法律的这种弊病有一定关系。

    “判决执行率低”。判决执行率不高，是常见病。现实生活中，法院的公正判决，也往往得不到执行，这说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因为判决执行率较低，法律的有效性体现不出来，原本人们对法律的敬畏、期望由此而受损；因为执行率低，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地位至今没有真正确立。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更是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花钱买太平”的“维稳”做法。现有维护稳定机制的缺陷，也往往削弱法律的有效性。基层为了避免因一个具体问题没解决而使整体工作遭负面评价，往往以损害法律权威的方式简单处理问题，尤其是采取所谓“花钱买太平”的做法。事实上，有的问题成因很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有难度。如果面对执著的上访者，试图用金钱来解决问题，势必会改变一些已形成的正确结论包括法院判决。这种做法的本意是为了息事宁人，但实际却是饮鸩止渴，大量事实证明，原先的突出矛盾一时化解了，但引发出了更多新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提示我们，应当界定采用“一票否决制”办法来判断工作好坏的范围。     

    强化法律的有效性条件已具备

    首先，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增强法律有效性的基础条件。法律不健全，实施的效果会受影响，法律规范作为制度群的效应发挥不出来，而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律的有效性将得到增强。但是，还需看到，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改革目标模式确定的过程，不同时期出台的规范，其价值取向不尽一致，因此，法律需要不断完善。

    其次，经济发展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与1978年相比，我国的经济总量大大增强，2007年的GDP为25万亿人民币，是1978年的68.5倍，我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财政收入为5.13万亿，是1978年的45.3倍；进出口总额达2.17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与1978年相比，二、三产业比重超过88.7%，农业增加值只占GDP11.3%。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45%。这样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实行法治的条件，目前，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的硬件建设普遍达到相当水平，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可以保证有尊严的生活，减少了在法外谋取利益的可能；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清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土壤。

    法律服务成为服务业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增强法律实效性的新动力。金融、保险、航运、外贸等领域的法律需求空前旺盛，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确定新的支柱产业、参与资源和市场争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等等，都需要高端法律服务，法律的作用日益显现，法律如果缺乏有效性，不可能满足上述领域发展的需求。

    城市化的推进，是增强法律的有效性社会环境。城市化进程削弱了“村落文化”、“熟人文化”的根基，这些文化依托农耕社会得以长期存在，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文化严重影响法治实施，城市化，在改变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造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文化，重新形成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样的转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三，社会接受法治的基础在形成。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大大增强，遵守法律，通过法律寻求利益保护的意识也明显增强。以前，很多人认为上法院是很没面子的事，现在，则不像过去那样畏惧诉讼，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即使对政府的决定也不是无条件服从，相反，会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有自己的判断，甚至会通过行政诉讼“讨个说法”。这种变化，形成了实现法治的基础条件。虽然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市场经济并没到发达的程度，接受法治的社会基础还不牢固，但是，与三十年前相比，情况已经大为改善。     

　　强化法律有效性是一项长期工作

    虽然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但是，增强法律有效性仍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