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艰巨任务。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如何实现保增长，笔者以为，对比分析1998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保增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保增长必须立足扩大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1998年保增长难度之所以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实，内需不足的问题更突出。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1997年起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通货紧缩，需求不足十分明显。

    扩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方面。根本的还是要扩大最终消费。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1998年及1999年消费需求不振，主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长偏低。改革开放前期，持续大幅度地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激活最终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对此大家感受深切。但近些年来，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不快，明显影响最终消费的扩大。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合理分配，提高收入，是扩大最终消费的根本途径。

　　保增长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投资

    保增长必须保投入。1998年面临保增长的巨大压力，重要起因是投资连年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如当时浙江的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56%骤降至1997年的18%。

    这一次，国家明确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被各方寄予厚望。但是，扩投资保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企业投资快速跟进。企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2/3（大头是工业和房地产投资），若企业投资不快速跟进，全社会投资扩张就快不了。这次4万亿元投资计划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过程较长，对即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不明显，这已为1998年的扩投资保增长的实践所证明。

    企业投资不能不防结构性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不扩大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投资的要点是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具有投资省、技术新、消耗低、见效快、效益好的特点，是应对危机、扩大投资、促进增长、改善结构的综合手段，也是重要手段。必须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支持技术改造的政策措施，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遏制企业投资下滑的趋势，快速形成新的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保增长必须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企业不活，经济不振。1998年保增长的难度之所以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活力不强。持续多年的紧缩性调控和有效需求不足，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元气受创，生产经营困难。以浙江为例，1998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最高时达到30.3%；亏损额同比增长31.2%，利润连续11个月负增长，直到12月才微增1.8%。当时的调控手段偏重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缺少帮助企业解困和发展的微观措施。

    实践证明，保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有赖于微观基础的内在活力的涌动。吴敬琏曾指出：相对于宏观政策的调控，微观措施对中国经济更加重要，不要把全部希望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要在微观上帮助企业改变生存环境，这对经济发展非常关键。

    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压力主要压在企业身上，解决经济困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必须牢固树立稳定企业就是稳定增长和稳定社会、保护企业就是保护生产力和保护民生的理念，进一步在微观上推出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持续开展为企业服务活动，更有效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确保经济增长大局稳定。

    当前保增长需付出更大努力

    对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保增长，当前保增长无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从有利条件看，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一直较温和，经济紧缩的程度较低，而1998年前的连续5年紧缩程度较大；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规模均高于1998年，经济内在活力也强于那时；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今非昔比，工业产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抗风险、化危机、保增长的能力更强。必须充分看到这些有利条件，进而增添信心，力保增长。

    从不利方面看，当前的保增长与1998年的保增长相比，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保增长任务更为艰巨。这突出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两次危机的本质大相径庭。1998年遭遇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本质是区域性危机，风暴核心在东南亚，美欧经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危机在不长时间即消除。而此次危机堪称百年一遇，由美国的危机发展为全球性的危机，由金融危机发展为经济危机，风暴核心在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影响波及所有经济体。预计经济复苏会比过去经济周期缓慢得多。而且，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与1998年未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急剧萎缩，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其负面影响是1998年所远不能及的。

    二是投资支撑因素发生变化。1998年及以后的扩大投资，有几个显著特点：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大规模构筑工业园区（开发区），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大规模利用土地资源。其中，建设工业园区和开发房地产，可以说是投资扩张的超级因素。那时确定取消福利分房、发展商品房，其后引起房地产业爆炸性增长，促成重化工业产能大扩张；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更是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乘数效应。现在这些显著特点均已逊色：许多地方的重要基础设施缺口已不大；工业园区建设受到市场和环境的双重约束；房地产投资开始收缩；土地闸门持续收紧。并且，随着经济下行和财政吃紧，不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有所削弱。因此，当前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难度比1998年前后明显增大。

    三是企业经营风险有所增大。1998年的企业总体经营规模明显小于现在，正所谓“船小好掉头”。而现在，不仅工业企业规模普遍大幅提高，且大量涉足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积累了较大的经营风险特别是资金链风险，这一情况是1998年所没有的。

    总起来判断，当前保增长任务比1998年更为艰巨，需要付出比1998年更大的努力。特别是要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力争在经济转型升级上有较大突破。1998年的保增长，虽然也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没有多大实质性进展，许多地方依然片面追求速度和片面依靠投资，结果2002年后就导致经济过热和收缩性宏观调控。当前保增长一定要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软性投资，避免旧体制复归和旧机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