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出口的缺陷,通过扩大内需真正改变增长方式,根本的解决之道无疑就是收入分配改革。<br>
　　消费率低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br>
　　居民消费率逐步下滑是事实,一个屡屡被提及的数据是:2007年居民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既要扩大投资需求,也要强调消费需求。然而,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表现来看,投资需求无疑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消费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br>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谁不想消费,谁不想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住上好房子?但前提是要有这个财力,要有收入。现在有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更值得重视,是教育返贫的问题。花了好几万供了一个大学生,本指望能找个好工作挣钱,却又遇到找工作难的问题。所以中国消费率低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总储蓄中,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居民的储蓄在快速下降。而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主要是资源型和垄断型国企的收入留在了企业内部。因此,扩大消费的关键是要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br>
　　拉动消费根本在于提高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br>
　　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低于经济增长是我国消费率低和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不公或是居民收入比重偏低,都非常不利于扩大内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少数有钱人所带动的消费远低于“橄榄”型社会里中产阶级所带动的消费；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倾斜,居民收入相对不足,也会导致消费率的下降。<br>
　　在当前迫切需要通过拉动内需提振经济之时,不能仅靠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应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长期可支配收入。老百姓手中有钱,有钱之后还敢花钱,这样才能有效启动消费,与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经济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增加百姓收入,启动消费,更具特殊意义。<br>
　　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应率先进行调整<br>
　　在现行的体制下,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尤其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加公共财政使用的公平性。如果我们国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能够由现在的40%多提升到50%以上,当前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就会得到有效的调节。<br>
　　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应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扩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在再分配领域要对高收入阶层加大收入调节的力度。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要提高居民的收入份额；在居民的收入份额中,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份额。<br>
　　应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的同时,要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明确承诺主要社会发展指标,确保财政的公共性,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民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长久维系与润滑机制；规范收入,推行阳光工资制度；完善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同时,扶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引导并促进第三次分配。<br>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激活消费潜力<br>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制约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如何让8亿多农民富裕起来,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br>
　　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途径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农村部门,转移到大城市；不仅要让他们进厂,还要让他们进城,更要让他们落户,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样才能够一方面使进城的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使留在农村的居民,能够耕种越来越多的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相应提高收入水平。<br>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应对农民工群体给予足够的重视。要让农民工也能富起来,必须首先消除农民工的身份烙印,确保其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其次是持续提高其劳动报酬,确保农民工通过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够增加其即期与未来的收益。<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