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是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在山区调研所思考的问题。然而,行走于乡间田野,得到的看法并不乐观。

    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导致许多农村的凋敝。如果你到农村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农业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体力的重活。由于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由老人和妇女从事农活,劳力不济使农耕的粗放成为必然。劳力不济还导致水利设施的失修。最近,我实地考察了一个水库,上世纪七十年代它可以浇灌一万多亩田,近年来由于渠道堵塞,疏于维修,现在只能灌溉四千多亩。许多水田由此变成了旱地。在农村的治理方面,近年来,人们关注到农村出现某些“土劣化”现象。这也与大量的青壮劳力输出有关。在有些村庄,我见到的几乎全是年富力衰的老人和妇女,只是到了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后,乡村才有些许生机。由这样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生态,根本就无力遏制“土劣势力”的扩张。这也是阻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解决个体农业分散、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应运而生。但是,由于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因素的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并不体现在农民身上,而是经由土地流转把土地收益向农业老板集中。在这种土地流转中,农民所能得到的是低额“土地使用转让费”,无法解决增收问题。当然,如果仅仅固守于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形式,情况可能更糟。农民的种植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但是,恰恰个体农民并不具有把握市场或者驾驭市场的能力。首先,表现在个体农户无力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信息,往往出现种植上的盲目跟风和“一窝蜂”现象。一旦出现产品滞销,根本无力承担风险。其次,个体农民根本不具有市场的议价能力。因此,农产品的涨价,农民不一定能够得到实惠,而农产品的降价,农民就一定遭殃。

    农民增收成为一个难题,原因很复杂。但体制性障碍应该是关键性和前提性的问题。自从农村实行一家一户的耕种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虽然强调“统分结合”,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分”,而缺乏“统”。农村社会开始了原子化的过程,经营回归于一家一户的劳作方式。在南方的许多地方,甚至由于“西瓜田”的大量出现,农田耕作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这种体制变更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几乎降低到极点。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只能靠其自身来实现。同时农民进行协作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几乎丧失,这就使得需要协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成为不可能。这样,农民在农村中的生计几乎就在于耕种那“一亩三分地”的纯农劳作上。而当这种劳作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计要求时,出路就只能是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村凋敝并陷入恶性循环的起点。因此,如果要讨论农民增收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是新时期农村经营体制变更带来的问题。三十年前为了温饱,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人们回归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是,让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长期处于原子化状态,不论对于社会治理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近年来,中央关于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决策,都是解决农民竞争力不强的重大战略。显然,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就不会有农村产业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也不会有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地位,还不会有农民驾驭市场和有效利用资本的能力的提高,更不可能有农民增收的有效实现。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还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我想,我们在思考和寻求实现农民增收的路径时,是不能忽视邓小平这一“大思想”的,学界也不应该让这一“大思想”继续处于“没有阐发”的状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性地探索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实现而又不至于使农村回复于过去那种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旧体制上去。但是,不论如何,缺乏邓小平这种战略思考维度,我们就可能在农村问题上犯战略性的历史错误。(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