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向实业面扩散，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特别是沿海地区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目前，我国的出口出现负增长，广东等沿海省份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倒闭或外迁（迁向越南等国），数百万农民工被迫返乡。尽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高，但实际情况相当严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6日发表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统计，中国目前的居民失业率已高达9.4%，比官方统计高出一倍，中西部居民失业率超过10%，大中城市的居民失业率均为10%（被迫返乡的农民工自然未计算在内）。失业形势之严峻，确实堪忧。<br>
　　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提出的基本方针“保增长、护内需、调结构”虽没有明确提出就业问题，却在每个方面都以促进就业作为一个重要考量。<br>
　　“保增长”目前最重要的是保证就业

　　“保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促就业、保民生。中央所提的“保增长”，决不是为“增长”而增长，不是为追求“GDP”以显示政绩。近几年来，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政府一定要按科学发展观行事，不要只盯住GDP，不要不计代价地盲目追求GDP的增速。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重申坚决防止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决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中央出重拳，推出4万亿公共开支，用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灾区重建，加大对“三农”、社保、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公共工程、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支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知道，为了防止经济下滑，一般做法都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一系列产业扩大社会投资，不仅可以让城乡人民更多地共享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扩大就业，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安定和和谐。国际知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先生最近就中国应对金融海啸问题接受采访时称，“对中国内地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保证就业”，“四万亿重在维持信心，保证就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赞同刘遵义先生的这一观点。<br>
　　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促进就业，不能全靠政府扩大投资来提供就业，政府还应鼓励和支持广大求业者自主创业。发展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人、个体及家庭企业），为广大求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园地。据报道，2007年12月全国注册的私人及个体企业有4200万户，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全国的58.5%，而其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口的75%，这表明，中小企业具有较大的吸纳求业者的能力。发展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乃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br>
　　发展中小企业，应破除两个“瓶颈”：（1）市场准入“瓶颈”。应大大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不仅降低注册金额，而且提供廉租的公共大商棚、大商场，租给小业主、小摊主，甚至允许小业主、小摊主在自家住处开设小商店、小作坊；对一些个体的或家庭经营的小摊主、小业主实行税收优惠，或1年~2年内免收一切税费，或减收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把行政管理部门（如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等）对个体、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小摊铺、小作坊征收的各项费用全由财政负担。（2）信贷“瓶颈”。中国近几年为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农村金融作了不少努力。例如，人民银行、财政部、社保部等自2002年起联合推行小额担保贷款，至2008年5月贷款余额达78.9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贴息资金达19.37亿元，但远不能满足需求；最近又宣布允许有条件的中小银行可适当突破存贷比例。然而，当前最需要的是在城镇建立专业中小企业银行，其中一部信贷业务可以是政策性（低息或免息、无担保、无抵押），而且应向个体户和农民创业者倾斜。只要突破上述两个“瓶颈”，自会激发起群众性的自我创业活动。诚然，不可能所有个体创业者都能获得成功，但只要50%能成功（存活或发展），平均一家再雇上1名~2名员工，就可进一步扩大就业面。<br>
　　促进就业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渠道<br>
　　我国过去长时期的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要转向靠内需带动。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总消费需求、总投资需求和总出口需求三部分组成。除出口需求取决于国外需求外，内需则由总消费和总投资组成。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绝大部分均属于扩大公共投资性支出，但有一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即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提高对城乡农民的低保补助，这有助于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消费支出，但在失业大增的情况下它对于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br>
　　为了刺激消费，台湾地区、韩国也采取由政府向居民提供消费补贴的做法。例如，台湾是由政府按人口向每一个居民提供3600元台币的消费。有人认为此举并不明智，按人头发，连陈水扁也可领一份，形式公平实不公平；二则发消费券，让一些本来自己花钱消费却节省下了，产生了某种“挤出”效应。另据报导，韩国为了刺激消费，要求人们在使用政府给的“消费券”时必须自己也得掏钱至少消费同等的金额，使消费券的发行带出两倍的消费支出。我国成都市也对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这些做法，虽有助于扩大消费，但都是而且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有限。<br>
　　有人说，中国储蓄过大，居民储蓄达20万亿元，应鼓励人们“重储蓄、轻消费”的传统观念。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居民储蓄增加很快，主要由于房市、股市低迷，金融投资渠道缺少，便存入银行以期保值和多少可增值。这部分增加的储蓄被称之为“被动储蓄”，等待投资机会，不轻易消费。此外，广大中青及壮年职工还要为未来养老、子女教育、医疗费用、住房等问题所困忧，不能不进行“预防性储蓄”，加以当前在失业阴影威胁下更不可不储蓄。有专家预计，中国高储蓄率还将持续10年~20年。所以，靠降低储蓄来扩大消费的可能性不大。老百姓虽有储蓄，却不敢花钱。于是，有人指出要扩大内需，须靠增加收入。这是对的，但如何增加收入？中央提出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提供各种补贴，这自然是提高广大农民收入所必需的，但如何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有的地方采取的做法虽不妥当，例如，2008年7月15日和16日，羊城晚报和新华网分别发表二则消息，一是说广东省从2008年起实行“工资倍增计划”，要在2012年前将全省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