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都有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层面。前者是关于人们现实生存的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做事”,后者则是通过指向某种理想境界而赋予现实生活以超越性意义的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做人”与“做事”的指向各不相同。“做事”要讲究成效,因而就不能不以指向事功的现实性为原则,不能不讲究“做事”的方法论;而“做人”,无论其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讲究的则是某种价值理想的实现,故其追求的是某种人生境界,而境界总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因而也就自然地以指向非现实之境界的理想性为原则,以价值理想、人生境界或人生观为导向。现实性文化既然以事功为导向,则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变;而理想性文化既然以某种价值理想为导向,则一般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历史继承性。显然,一个民族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文化,主要的是指这种理想性文化。

　　在人们生活中现实性与理想性这两个层面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当人们的现实生存发生危机之时,自然地会突出现实性生活原则,方法论问题会被人们所特别重视;而当现实问题被基本解决,人们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危机之时,理想性生活原则就会被突出,价值理想、人生观问题会成为一个被大力强调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之为国人接受之时,正值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危机之时,甚至是处于民族存亡之紧急关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初便主要地表现为作为指导事功之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但方法论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中国化还必然包含着人生境界、价值理想方面的中国化。中国人的现实生存方面的危机,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之后的今天,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一个标志,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极大增强又是一个标志。前者表明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后者则表明了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的实力和人们现实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些说明,为什么活着的价值理想、人生观问题将会成为困扰国人的重大问题,从而也就成了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理应将其包含于其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理想、人生观的中国化比之方法论的中国化有着更为重大的必要性。方法论作为“做事”的指导原则,由于要成功地“做事”,不可避免地要以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为前提,因而具有某种强制性。行为主体要想取得事功上的成就,就不能不使自己在主观上认同这些能达于成功的方法论原则。但价值理想、人生观则不同,它是一种理想目标,一种境界,并不完全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因而也就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传承性。理想世界之为一种追求目标赋予人们全部生活以某种意义,因而构成了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家园。既为精神家园,是人们梦寐而向往的圣地,就必能给人们以亲切感。因此,一种价值理想、人生观,若要有力量,就必须民族化。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也必须进行一种中国化。这比之在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甚至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中国化的必要性还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极为显著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想世界必定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要求人们必须把一种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想世界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世界结合起来,使这种中国化的理想世界成为能给中国人以亲切感的精神家园。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一般说来,文化的本质差异根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质亦当植根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此,中西方的一些学者早已有所认识。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关联性思维”。许多中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调和持中的态度”、“直觉法”、“实用理性”、“象思维”等。这些论断都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与西方文化建立在主客分立之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与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相对应,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超越的存在,即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的存在。此亦即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外在的超越”。而中国传统的非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却决定了中国人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非超越的,现世的而非彼世的。现代新儒家创造了一个“内在的超越”的概念来表达与西方的不同,虽有种种不妥切之处,但大致上亦能表明中西方文化理想的根本性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是对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否定。这种反叛和否定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中国文化传统。但这种否定只能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即扬弃,而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定是包含着被辩证地克服了的西方传统文化的因素。这样,就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虽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某种亲和性,但二者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与西方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想描述为对于“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而从概念上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把现实存在以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把握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的对立和矛盾,因而也就不存在理想世界中对这些矛盾与对立的克服。而这种不同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将这种差异消除的理论任务,而这就正是作为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差异的消除并非一定意味着将共产主义理想作纯粹中国式的理解,而很有可能是双方的相互调适,但无论如何,消除的任务是存在的。

　　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式理解早就存在了。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来进行的,这当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够消除社会分工,从而才能够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东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除了将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或物质财富的涌流之外,还大都特意加上了一条人民道德品质或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仔细体味增加的这一条不难发现,其中仍有着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理解共产主义的意味,即仍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