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光辉历程。《中国金融》杂志编辑部的同志几次约稿，希望我写点东西，追忆一下深圳金融业在改革开放岁月里，经过的风风雨雨，创造中国金融史上的一百多项“第一”所收获的经验。总是觉得好汉不提当年勇，故迟迟未能动笔。仔细想来，在那个风火年代，我们作为在深圳金融战线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进行的一些大胆尝试，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承载着全国金融同行的重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国金融同仁的帮助下取得的。记下这段难忘的开拓历程，深感是一份历史的责任。<br>
　　春风化雨，开阡陌润绿洲<br>
　　改革开放政策普济神州大地，尤其是中央关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决定，使南国这个贫穷小渔村犹如春风化雨，生机盎然。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就给了深圳金融一系列优惠政策。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国函字71号文件，决定对深圳实行特殊的信贷政策，规定深圳市各家银行现有信贷资金上级行不调走，各行吸收存款全部在深圳留用，允许深圳的银行向内地银行拆借资金。为了落实国务院的决定，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信贷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形成了对深圳信贷资金的“切块”管理模式，即深圳信贷资金实行以“切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深圳专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同其省分行和总行脱钩，由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统一调配使用，实行计划单列。这一措施增强了人行深圳分行的权威和责任，提高了人行深圳分行调控的力度和灵活性，加之当时银行、证券、保险统归人行一家主管，决策快，无扯皮，同时人行总行又把人行深圳分行提升到省一级分行地位，这为我们在深圳特区这块试验田里开拓耕植创造了有利条件。<br>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深圳金融业，阡陌交织，业务上条块分割，势单力弱，相互间没有竞争，缺少活力。为此，人行深圳分行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各有侧重、允许交叉”的改革思路，得到总行的认可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发展，深圳银行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全面交叉与竞争，呈现出“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出墙”的情况。不仅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也可以选择银行。从此，银行按专业分工的壁垒被推倒。随之而起，深圳金融业的市场经营机制加快形成。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而作为资金价(189,-2.49,-1.30%,吧)格的利率形成机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务院1984年国函7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深圳的银行可以实行与内地银行不同的利率政策。依此，人行深圳分行适时地提出《深圳特区利率改革方案》，得到人行总行的肯定，并批准执行。其要点：一是建立一个以人行深圳分行对专业银行的再贴现率为基准利率的利率体系；二是建立以管存款利率上限、管贷款利率下限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此专业银行可以在央行规定的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下限幅度内，根据自身的资金成本、经营能力，自主确定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使利率真正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把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银行办成真正银行，发挥银行的发展经济、革新技术、杠杆作用的指示落到实处，从而探索了路子，开辟和润泽了南粤的一块金融绿洲。<br>
　　改革春风，吹绿了深圳资本市场

　　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从建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上市银行开始的。1985年，人行深圳分行起草了建立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我到人行总行汇报，总行在刘鸿儒副行长关照下，经慎重研究后批复同意，主管副行长童赠银于1985年9月9日签发批文。1987年11月14日，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由人行深圳分行独资兴办改成由10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的股份制证券公司。1988年1月8日，改组后的证券公司挂牌当天仅收购了400元国库券，数额虽小，但这可是新中国资本市场的首笔交易，这个星星之火，日后终于变成燎原之势。<br>
　　一个时期成为深圳证交所龙头股的“深发展”也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支持下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建立多种形式经营机制的精神，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原市区六家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一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案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听取了汇报，决定派副行长邱晴和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殷介炎到深圳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具体指导帮助完成最后的组建方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市注册并正式宣告成立。1988年4月7日，深圳发展银行普通股票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交易。之后，万科等股票先后发行上市。当时深圳特区证券公司一身三任，既当包销商，又作柜台交易，还负责进行买卖股票债券的登记清算。为了推销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全员出动，甚至开着大喇叭车，走街串巷，上门宣传，摊派推销。有的机关干部被摊派到任务时，说没有钱买，特区证券公司员工就先把股票给人家，待发工资时再扣款。有的员工遭到白眼，甚至被轰出门。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初期运作的真实景象。<br>
　　198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专责股票证券的领导小组，选定由主管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主管机关人行深圳分行由我和国有资产代表——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良任副组长。关于领导小组的名字，我们最初提供市里讨论时叫“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内地有人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搞资本主义，你们还往“资本”上撞，叫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人家很容易认为你是在搞资本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人家在怀疑深圳的红旗还能扛多久，为什么不离“资本”远一点。议论纷纷，几次讨论，都定不下来。因此，1990年7月以前叫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1990年7月以后，市委、市政府决定改为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中提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小平同志的讲话像一股春风迅速吹遍大江南北，消除了长期以来一些人对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试点的疑虑，增强了特区进一步搞好股市的信心。此后，在深圳我们就更加理直气壮地领导与开展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工作。<br>
　　鉴于股票柜台交易在公开、公平、公正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经过几年的筹备，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上报的待批文件已经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也转呈国务院。1990年11月30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前往深圳证券交易所了解筹备情况，当他们看到交易所已可正常运作时，当即表态：“明天开始营业，我们来敲开业钟。”我告诉他们，批文还没有下来。李灏说：“你们人行深圳分行先下批文”。这样，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在只有人行深圳分行批文的情况下，于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起来。说实在的，我的心一直悬着，踏实不下来，于是我找到李灏说：“证券交易所这么大的事，虽说是试营业，但没有上边批文总是不踏实。”他说：“过两天我去北京开会，你也去，我去找李鹏总理汇报，你去找李贵鲜行长汇报”。在北京，两位领导都没有因交易所试营业而批评我们，只关照要注意运作情况，不要出问题。领导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和信心。我当时邀请李贵鲜行长到深圳实地了解证券交易所试营业运作情况，作现场指导，他同意了，而且很快成行。李贵鲜行长于1991年2月中旬来到深圳，记得当时我陪他坐在深交所2排5号的席位上观察运作情况，他对筹备和运行情况比较满意，给了一些鼓励和指示。<br>
　　199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11家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票，面值总额2亿元。9月4日，人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受李贵鲜行长委托，打来电话说，最近上海的三家新股上市，因工作不当，造成交通堵塞，人员受伤，社会秩序混乱，要求深圳新股最好批量发行。我们在向李灏书记、郑良玉市长等领导汇报时，也提出了新股分两批发行的方案:选择全市291家金融网点，每个网点不少于3000张抽签表；每家发行公司由3～5家证券商组成承销团联合包销；由公证处主持抽签，由工商、监察、公安、人行深圳分行进行市场监管；对内部职工股的认购一律张榜公布。1991年11月10日和11日两天，迎来了60万人的排队队伍，经过艰苦工作终算顺利发行完毕。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　基在厦门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肯定了深圳股票发行的做法，在管理、服务、规模和效益上都是好的。<br>
　　1991年12月18日，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吸引外资，国家决定发行B股。因为是第一次，为了增加外商认购B股的信心，加上汇丰、花旗、渣打三家外资银行作为B股发行的清算银行，我去北京请李贵鲜行长来深圳坐镇，尽管当时李贵鲜行长对来深圳讲些什么有点为难，但他还是同意来深圳。我说推荐会上由我来讲，只要你坐在台上，就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事实证明，李贵鲜行长从北京赶来一坐，就增加了认购者的信心，结果B股认购异常积极，B股发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B股不仅吸引了一批国际投资家前来认购，而且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也通过我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财政部的王连生写信给我，并由财政部派人带着他们前来认购。当时由于B股已经认购完毕，但为了扩大B股的影响，研究后决定由中华自行车厂再增发500万美元的B股，定向售给国际金融公司。<br>
　　春风已度玉门关，为有源头活水来<br>
　　深圳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比重比较大，1985年出口总值已相当于深圳国内生产总值的54%。在外汇收支和外汇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提出一些新要求。有些企业创汇而无用途，有些企业不创汇却需要外汇。于是出现了私下串换外汇的黑市。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找到人行深圳分行行长罗显荣，要求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罗显荣行长交代我去办这件事。1985年我选调了三位小青年开始了深圳的调剂外汇工作，并制定了办法，于1985年12月19日做成全国首单100万美元的外汇调剂。1988年3月，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签署银发［1988］49号文件，向全国的银行批转了深圳外汇调剂管理办法。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988年6月在成都召开会议，专门介绍推广了深圳的做法和经验。此后，外汇调剂中心在全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相继建立起来。<br>
　　国务院决定于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其主要内容是：实行汇率并轨，改双轨制汇率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结售汇制；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这项改革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外汇流动量较大，又同香港商业服务往来较多、港币使用比重比较大的深圳来说，影响很大。如何结合深圳的实际来贯彻执行这项改革措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93年12月31日，我召集深圳各银行的领导夜战了一个通宵，最终拟定“变通”办法：一是深圳实行待结汇制，除外商企业外的境内企业，在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待结汇账户，允许一个月内保留现汇支用，超过一个月的外汇，银行自动办理结汇；二是把国务院和人行总行规定禁止“外币”计价流通改为“外国货币”，不包括港币，并规定对港币实行先收后兑；三是保险公司所获利润中的外汇收入须办理结汇，对办理保险和理赔中的外汇收支区别对待。深圳是按上述三条办法公布执行的，当中集结了改革者的胆识和智慧，也集结了责任和风险。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在1994年1月1日深圳的“变通”公告公布执行的同时，我分别向人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领导汇报了深圳的“变通”做法，希望总行、总局领导能亲临指导。随即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周正庆决定，由总行和总局先后派来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和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许斌为首的两个工作组。我向他们汇报了深圳的外向型经济和外汇收支情况，汇报了深圳为什么要采取“变通”措施。权衡对经济大局产生的利弊，总行和总局的领导很理解深圳的处境和所采取的措施。回到北京后，他们向国务院领导如实汇报了情况，理解和支持深圳采取的“变通”措施。1994年3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　基召开了办公会议，对深圳的汇率并轨问题作出三条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肯定了人行深圳分行的做法。国务院、总行、总局领导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支持又一次集中体现出来，这一条外汇活水是多方面领导的开渠引来的。<br>
　　1994年5月，中国第一家外汇交易中心在深圳成立并运作起来。当时深圳的银行已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代理关系，深圳进出口总额连续数年高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但外汇市场还是一个封闭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风云变幻，外汇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涉外企业处于极大的汇率风险中，搞得不好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急企业所急，深圳急需建立一个能有效防范汇率风险的渠道和场所。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深圳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一个方案，拟在深圳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外汇市场，创新金融工具，开辟多种外汇投资形式，为金融机构、创汇企业、持汇个人提供外汇保值和增值手段，防范汇率风险。带着深圳的方案，我专程到总行向主管行领导陈元副行长作了汇报，总行很支持，并转报到国务院，但很久没有音讯。我把情况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作了汇报，请他支持。他当即表示，愿意向国务院领导当面陈述。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朱　基副总理参加广东组讨论时，李灏向朱　基副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朱　基副总理当即表示可以试点。从此，深圳外汇交易中心就运作起来，并与香港中银集团外汇中心联网运行，先后开办了代客买卖外汇、外汇同业拆借、外汇有价证券买卖、外汇交易理财等业务，探索了我国外汇市场同国际外汇市场接轨的途径。<br>
　　好风凭借力，助建风险防范机制<br>
　　借鉴国际惯例，按照巴塞尔协议有关原则，我们在深圳率先实行风险资产管理。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从银行的资本和资本充足率角度来评价银行的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989年深圳首先在农行试行，后在其他各家银行推开。1993年，人行深圳分行颁布了《深圳银行业风险资产管理办法》，其间我向李贵鲜行长作了汇报，李贵鲜行长肯定了深圳的做法并安排我在人民大会堂向朱　基、邹家华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后来朱　基将深圳的做法批转全国各银行参考，周正庆在深圳还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议。在戴相龙任人行行长期间，又安排人行深圳分行和各专业行去北京，将深圳的做法和经验向全国金融同行作了汇报。这样，全国各金融机构开始普遍实行风险资产管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这标志着中国银行(2.97,0.00,0.00%,吧)业走上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必由之路。<br>
　　深圳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业务交叉也带来一些问题。企业可以在多家开户，多头取得贷款，往往形成一个抵押品在几家银行抵押，进行多头骗贷的现象。针对这个新问题，我要求有关处室提出新的应对办法，强调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经过多方论证，人行深圳分行最终于1994年4月1日试行了一个贷款证办法，贷款证由人行深圳分行颁发和管理，深圳的法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登记和使用。一个法人企业只能从人行深圳分行领取一个贷款证，企业到银行办理贷款必须首先出示贷款证，没有贷款证的企业，银行不得受理贷款事宜。银行贷了款必须将贷款数额、利率、期限等登记在贷款证上。这就把央行、商业银行和企业三者有机联系到一起，央行可以通过发证、年审和日常检查来了解情况，把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对商业银行来说，贷款证将企业的资产、负债以及信用情况，每笔贷款的还款情况记录得一清二楚，贷与不贷，贷多与贷少，利率多高，期限多长，各行一目了然。贷款证的使用增加了透明度，既防止了骗贷情况的发生，又促进了各行实际上的相互监督。后来，经朱　基批示在全国其他城市推行了这个办法。<br>
　　贷款证的推行充实了1990在深圳开始建立的经济档案制度。经过几年的完善与发展，深圳的经济档案已经初具规模化、现代化和规范化。这是考察企业信誉的一项全面、系统工程，它的作用已经扩展到全社会。1995年3月，朱　基副总理对此作了批示：“请各家银行行长传阅，各专业银行更要有企业档案。”后来国家档案局和深圳档案馆也都派人了解深圳金融建立企业经济档案的情况，并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推广。这项工作为日后央行征信系统建设打下了基础。<br>
　　春风化雨遍地花<br>
　　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一百多项“第一”，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br>
　　全国第一家由企业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2.21,0.05,0.41%,吧)，在国务院领导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支持下，在深圳创建。1985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秉权向我提出，要建立蛇口工业区自己的融资渠道，我建议他们先成立招商局财务公司。1987年年初，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考察深圳，袁庚向陈慕华提出，要建立招商银行的想法，陈慕华表示支持。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在蛇口招商局财务公司的基础上创建起来，财务公司经营机制改革为银行经营机制，开始了我国企业办商业银行的改革探索。建行初期，首先是解决人才问题，他们从中国银行(2.97,0.00,0.00%,吧)湖北省分行调来薛禹润任副行长，我帮助他们从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调来总经济师施永庆等同志参与招商银行的领导和管理。198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招商银行进行第一次增资扩股，由招商局集团独资变为由全国各地七家大公司参股，资本金由1亿元扩增到4亿元人民币。招商银行运营以来，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开创式工作，在全国金融系统中，创新了银行业务方面的诸多第一。1989年，招商银行提出方案，我们帮助他们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说明情况，最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招商银行成为全国第一家开办离岸业务的银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多元化的需求，我们积极帮助他们开展商人银行业务。为此，1995年招商银行成立了商人银行室，后升级为商人银行部，开拓了金融领域里的商人银行业务。<br>
　　1988年，随着金融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发展，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也开始被打破。1988年3月2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诞生，并于5月27日在蛇口挂牌营业。陈慕华当时批示：平安保险公司要建成改革的产物，不要搞成改革的对象。按照这一要求，平安保险公司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其业务从产险、寿险发展到上百个险种，队伍由成立时的13人发展到几十万人，由单一的机构发展到集团化经营管理。1995年和1996年两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平安保险公司把注册资本金由初创时的4500万元扩充到15亿元，再由15亿元扩充到25亿元。为了支持平安保险公司“走出去”，我们同公司有关人员一起到美国，以监管当局的身份游说马里兰州的监管当局批准平安保险公司在该州的威明顿市设立分公司，这是中国保险公司首次走出国门，迈出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坚实一步。<br>
　　《金融早报》在深圳诞生也是深圳金融创新的例证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兴起的深圳股市，如潮起潮落，既有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有人为因素从中推波助澜。当时，一些股评通过电台、电视和报刊，有意误导股民上当洞又杏胬Ｎ耍颐且涤凶约旱挠呗酃ぞ撸姓芬迹乐构擅衩つ扛纾系笔芷Ｓ谑俏颐蔷龆ㄔ谏钲诎煲环荨督鹑谠绫ā贰Ｎ掖欧桨福绞比握尉殖Ｎ⒅鞴苄诘睦钊鸹钒旃宜得饕馔迹肭笾С帧＞钊鸹吠猓滞ü钊鸹钒旃腋倚挛懦霭媸鸫蛄苏泻簦钲凇督鹑谠绫ā坊竦昧顺錾ぁ：罄矗罟笙市谐ぬ庑戳吮ㄍ罚舜蟪Ｎ岣蔽背こ履交庑戳恕白！督鹑谠绫ā吩桨煸胶谩钡奶獯省！督鹑谠绫ā肥怯缮钲谧时臼谐〉闹鞴芑厝诵猩钲诜中星Ｍ贰⒏鹘鹑诘ノ涣习斓谋ㄖ剑诠墒蟹矫娴难月酆芫呷ㄍ裕钍苁忻窕队刻煲怀隹颓拦阂豢眨惺本贡怀吹郊冈环荨！督鹑谠绫ā吩谛鹑诟母锟耪呱希乇鹗窃谏钲谧时臼谐》⒄钩跗冢谜返挠呗鄣枷颍谝焐钲诮鹑谔乇鹗枪墒械慕】捣⒄狗矫嫫鸬搅嘶饔谩?br>
　　在全国地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深圳首先把货币发行由二级库升为一级库。深圳的货币发行库原属二级库房，货币供应由广东省一级库负责。1989年，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发生了春节前货币供应紧张的情况。李贵鲜行长向李鹏总理就此作了汇报，李鹏总理主持召开了有关钞票供应较紧张的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市长会议。广东省由于回乡过春节的农民工多，货币供应更为紧张。为了支持全省缓解货币供应压力，深圳的库存现金也调往广东省内其他地区，这使得深圳的现金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为扭转深圳现金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我们向总行提出请求，希望总行直接向深圳调配现钞，同时把准备销毁的8000万元残钞重新投入市场。总行考虑到深圳毗邻香港，涉外影响较大，在主管副行长童赠银和主管司长田钧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从亲临督战的上海和北京印钞厂把新印出来的钞票直接向深圳调运，解决了深圳的燃眉之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决定向总行申请把深圳的二级库升为一级库，使广东省增加一个一级库钞票供存点，这样既缓解了广东的压力，又能直接解决深圳的货币供应问题。申请获得了批准，深圳由二级发行库升为一级发行库。之后，我们又请总行保卫局以总行名义向武警总部申请为深圳升为一级发行库增配必要的警力，得到了武警总部的支持，按照规格增配了守卫和押运警力。这些年来，深圳的现金投放量在最高峰时，占到全国现金投放量的60%～70%，如果不是总行领导和武警总部的大力支持，其困难和带来的问题将难以想象。<br>
　　1997年，全国第一家由金融机构参股的押钞公司在深圳成立并运作起来。1995年，全国连续发生了几起武装抢劫银行库款案件，深圳各家银行行长都在为库款和运钞安全问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国外银行的经验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深圳成立金融押运公司。1996年10月22日，我把准备的方案提交给深圳各家银行行长参加的筹备会上讨论，并把大家通过的方案向戴相龙行长作了汇报。戴相龙行长对此很支持，指派殷介炎副行长关注和帮助协调此事。随后我向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作了汇报，请求他帮助解决持抢证问题，他也很支持深圳进行押钞公司运作的试点，答应要地方公安部门帮助解决持抢证和所需要的枪支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一个由18家金融机构参股组成的押钞公司——深圳威豹公司正式运作。经过十年运作，总体看来情况是好的，目前押钞公司已通过卫星定位系统随时掌控运钞车的位置及安全情况。现在深圳各家银行金融网点的现钞出入库全部由威豹押钞公司承担，该公司还承担了一部分自动提款机的现钞运送，帮助一部分金饰品公司运送黄金珠宝饰品。12年来，威豹押钞公司从来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为深圳各家银行行长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br>
　　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呼唤着银行结算制度的改革。1994年7月，我们决定以高起点、高标准，统一长远规划，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原则，建成一个电子化的金融大联网，即深圳金融电子中心。方案报到总行，1995年9月8日，主管副行长陈元召开了行务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深圳的方案。会议通过了人行深圳分行的筹建方案，并确定了相关原则。1995年12月18日，经过紧张筹备，全国第一家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在深圳正式成立。由于引进了先进设备和先进支付系统，实行了电子联网，深圳实现了在各银行间，与全国上下、境内外的电子化结算联结。当时，《纽约时报》对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作了报道，肯定了它的深远意义。<br>
　　义无反顾改革路<br>
　　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必然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这就会遇到一些阻力，增加一些风险。所以，改革开放之路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投身到改革中就要做好披荆斩棘的准备。<br>
　　改革初期，稚嫩的市场造成行政程序上的许多漏洞，而证券市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特殊性使得这些漏洞极易造成程序上的不公平，从而影响群众的利益。“8?10”风波的爆发就向我们敲醒了警钟。1992年，深圳11家公司上市，由于市场上存在的腐败，加上推出的办法存在漏洞，给走后门留下空子，一些排了一天一夜队的群众因为领不到抽签表而围攻市政府，发生了“8?10”风波。李鹏总理对深圳决定再增发一部分抽签表的做法表示理解。“8?10”风波当晚，我们按照深圳市委的意见，同各家银行的领导夜战一宿，筹划新表设计工序，简化印刷方案，布署工厂连夜增印，起草新的公告，安排各点派发，吸引群众又去排队，终于化解了这场风波。后来，又按李贵鲜行长的指示，向国务院如实报告了情况，经过五部委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才查清了没有深圳人行的问题，进行了公道的处理。<br>
　　改革不是风平浪静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利用市场漏洞攫取好处的投机分子受到冲击，而我则成了这些投机分子的“眼中钉”。于是，威胁、恐吓轮番向我袭来，甚至一度危及我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这时，总行党组坚定地站在我身后，报告公安部对我采取了保护措施，使我无所畏惧。投机分子威胁不成，又来诬陷，想把池水搅浑，使我无法开展工作，而我也以清白之身使那些不实之词、诬陷栽赃不攻自破。事实证明，在深圳金融市场改革的初期，在中央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下，我经受住了这场改革的洗礼和严峻考验。<br>
　　在对深圳一个违规的信用社和一个上市公司抽逃资本金的查处中，也分别在朱　基和李贵鲜的支持下，经过周正庆的安排，排除干扰，进行了严肃查处，维护了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事业的安全运行。后来有人个别活动，想要我提前退下。但是总行亲自到深圳召开金融大会犊隙宋以诩岢指母锟欧矫孀鞒龅墓毕祝隙宋业墓ぷ鳎挥刑嗡说闹谎云铮绦С治伊羧稳诵猩钲诜中行谐ぃ敫鹘鹑诘ノ淮罅ε浜虾椭С治业墓ぷ鳌Ｗ苄辛斓级曰阈泄ぷ鞯睦斫夂椭С郑睦派钲诮鹑诮绺油沤嵋恍摹⒎芊⑶敖绦平鹑谝档母母锟拧?br>
　　上述的点滴回忆，只是党中央、国务院和总行领导对深圳改革开放给予支持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深圳金融创新的其他一些“第一”中，许多都是在上级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时，有的追忆也有历史连接作用。比如，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到上市，发行A股、B股，基金上市，以及券商队伍建设，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与运作，证券咨询机构的建立，经历了陈慕华、李贵鲜、朱　基、戴相龙四任行长，都是在人民银行主管的十多年时间里建立并运作起来的。尽管这些都属初创阶段，但对于处在深圳金融创新前沿的我们来说，当属最艰难时期。记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情况，是不能忽略这一长达十多年的初创阶段的，因为这不仅有当时主管部门的努力工作，更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倾注的心血。因此，历史不能割断。-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