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出版以后，国内学界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论著逐年增多。这些论著中，有不少质量较高，较准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有些解读似乎过度了，以致陷入了误区。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时限任意前移，称“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违反事实地说毛泽东终生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重复“研究”，将一个明白易懂的提法复杂化使之演化成一个庞大的、形似深奥的理论体系。有言道：过犹不及，这种过度解读造成的误区也许使人们离真理更远。<br>
　　限于篇幅，本文只谈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时限任意前移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实践的历史进程，在当年不仅李大钊提不出这一口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及毛泽东也都提不出这一口号，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不大多。说“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之所以错误，在于它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中提出的时间任意提前从而改变了历史事实。但历史事实是不能任意改变的。譬如，毛泽东关于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木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完整提出是在1928年5月，决不能将它提出的时间前移。虽然从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木原则的历史渊源看，它甚至在井冈山的“山主”朱孔阳以及王佐、袁文才的“打圈圈中”就可以窥其一斑。毛泽东1927年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后，即提出了“敌进我退”四个字。到1928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十二字诀”。但只是到了1928年5月，毛泽东才完整提出“十六字诀”。如果我们将“十六字诀”提出的时限任意前推，说朱孔阳是提出它的第一人，这就背离了历史。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木原则的“十六字诀”为毛泽东1928年5月完整提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并且只有毛泽东才使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并在红军军事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难理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时限任意前推，是离开了列宁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简明原则。<br>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那么李大钊也决不是这一运动的第一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的传播时，说了一句重要而客观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人在先”。确实是这样。例如，孙中山在旅欧期间，于1905年初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作为第二国际成员。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辞”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试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br>
　　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中，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人当时在日本发表的一些文章不仅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献，也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朱执信曾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它从1905年11月起以笔名蛰仲在《民报》上连载。小传的第一篇即是介绍马克思（他译为马尔克）。朱执信在传中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时，也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和《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而马克思“所取救济之策则有两方：一为《共产党宣言》中所举十条；一则为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也。”朱执信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赀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到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因之，马克思“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以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民。宋教仁1906年6月以勥勇为笔名在《民报》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在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和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时，也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意义。文章说，“现世界之人类”“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与平民之二种也。”富绅“独占生产之机关”，平民“以劳力而被其役役使”。“资本与劳力”，“其不平等之极”。“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于是“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入两阵之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国民党人的这种宣传，在客观上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br>
　　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更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补充自己的革命建国学说。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尤其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色彩。孙中山“崇拜马克思的学问”的思想倾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理论家如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有较大的影响，并推动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激励着当时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合理与理想的社会而奋斗，也为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推动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提出和贯彻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br>
　　显然，真理总是具体的。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决不能脱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七大打破教条主义、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也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前后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着手中国革命就称为中国化的开始。实际上，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在1930年代下期，从莫斯科归国的一些留学生短于实践，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善于联系中国的历史和实际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种教条主义学风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革命事业。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口号便应运而生。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限任意前移的学者恰恰忽视了毛泽东这一主张针对的是这种教条主义，毛泽东努力提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