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8年的中国,真是不平凡的一年:有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大喜,也有汶川八级地震的大悲……这一切,是危机也是机遇,有挑战压力更有变革动力。从国族层面讲,所谓“多难兴邦”,面对艰难时世只要有危机感和责任感,就能为我们深化改革,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抓住良机；从新闻媒体角度看,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媒体
人和“公民记者”们只要坚守良知和正义,从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出发,就能加速新闻改革,强化舆论监督,促进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创造富有生气而非暴戾之气的氛围。

    我愿意乐观地体认,中国正在由政府长期主导改革的模式向公民广泛有序参与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相应地,媒体也出现了由单向的宣传灌输向信息公开、官民互动与中外双向交流而转变的拐点。我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我对民主价值(它植根于人渴望平等和公正的天性)的信仰,基于我对社会进步依靠“合力”推动的确信,同时也是根据我对今年众多新闻舆论事件的观察。这种趋势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明。

    一是职业记者及其媒体“抗争”的力度加大,或曰“专业主义”、“专业精神”(以“报道真相”、做社会航船“瞭望者”为职守)日益强势。所谓“抗争”,是指与两种强权的博弈。一种强权来自试图压制新闻舆论监督的官员和准官员。这种打压与反打压今年曝光的案例空前之多,从年初的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命令警察进京抓捕法制日报社记者,到年底的西安电子科大宣传部长欲让保安扣压中央电台记者,等等。这种滥用的打压并未收到吓阻记者的效果,反倒打掉了当事官员的“乌纱帽”；显例如山西娄烦县尾矿库溃坝事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冒死突破地方官员封锁而披露了瞒报真相。我赞赏记者的勇气,更赞赏敢于发稿的媒体老总:老实说,敢冒风险的年轻记者甚多,敢冒风险的老总比例却要低一些。《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顶着重重压力撕破了祸国殃民的“三鹿”华丽的包装,没有“东早”老总的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东早”只考虑报道对事实和法律负责的担当,打破了一个新闻界的潜规则。可喜的是,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正在着手筹办跨地区新闻出版集团,若得如此,所谓“异地监督”就不再是地方媒体的一个“禁区”了,地方官员和奸商出了事想收买各地记者“消灾”的成本将无限加大。

    另一种“抗争”的对象是金权,有对记者的所谓“封口费”,更多的是“开口费”(用“红包”买软性广告),还有以年度广告投放计划做筹码的对媒体的软硬兼施。《西部时报》记者戴骁军不仅抵制了金钱的诱惑,还抵制了利益各方包括发死难矿工财的同行的恐吓,曝光了“封口费”现象。尽管有“百度”搜索这样的市场化新兴媒体也受到了公众质疑,但总的来说,有关部门也出面证实,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拿“封口费”的记者越少,因为缺乏公信力的媒体有被读者抛弃的压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金钱作为一种商业权力,在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中,可以有正反两种效力,不论是记者个人操守,还是媒体的办报理念,都面临着考验。

    第二个角度是传播技术的进步,网络、手机和摄像的日益普及,催生了数亿潜在的“公民记者”和“众议员”。历史经验证明,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报纸、广播、电视之后,轮到网络等新兴媒体对公共生活和民主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有纸媒、网络和领导批示“三结合”产生作用的,如上述孙春龙的报道,先在杂志发表,又在博客转载,上达温总理做批示派专案组查处；也有“公民记者”在网上发布新闻的,如中国矿业大学老师王培荣通过网络扳倒当地“一夫二妻”的区委书记董锋；更有“华南虎照”打假,完全是网民在推动事件进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为犄角”,“搞大”一件事,给当事方施加社会舆论压力,使监督不放“空炮”,这样的案例远不止“怪叔叔”林嘉祥一起。网络的舆论监督需要规范,报料、曝光不能毁人清白,但兴利除弊只能在发展中加强自律和“法律”,谁也莫想也不可能堵塞这条新的民意表达渠道。

    第三个角度就是官方管治思路与时俱进的变化。简单地说,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审时度势制定管理方略。这一点今年有明显的改变。汶川大地震救援阶段我们向中外记者开放采访,获得了世人的好评。瓮安和孟连群体事件的最终妥善处理,也使地方官员意识到,敏感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采取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才是有效的“维稳”之道。准此,后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的哥”罢运群体事件,基本都通过对话和平地消解了。民意在推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官员所认识,以致官民网聊成了时尚风景。官方这种态度的积极变化,最好的表征是,《人民日报》11月3日发表署名华清的评论《科学、依法、有效管理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看来至少一些地方滥用警察权对付记者和网民有望遏止；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肯定“年轻网民关注公共事务,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的进程,其正面效应不可低估”。

    上述种种,均支持本文标题的论断,中国的新闻传播和“舆论导向”出现了“从单向宣传到信息交流的拐点”。这当然是就大趋势而言,“同志尚须努力”。像西安电子科大那位要记者按他的思路提问的宣传部长,像资深外交官吴建民痛批的不少中国官员不懂与世界交流,讲话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搞无效交流。对官员们转变思维定势要假以时日,公民参与民主建设也需要有成长过程,这是不言而喻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