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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恰因其击中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存在消费率偏低、外贸依存度偏高等失衡问题。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弊病并不会因为投资拉动而迎刃而解。面对危机应该进一步采取开放型经济政策,让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活力去创造有效需求。<br>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来年经济调控政策的基调与方向,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承认,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但同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未因为危机而改变。<br>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和经济危机固然会伤害经济运行状况,但同时也能够透过危机所带来的外部压力,迫使经济体加快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最终反而有助于实现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br>
客观的讲,即便没有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制约中国经济体良性发展的一些问题本也应该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其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和海外市场需求。其二,三大产业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尽管农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长期以来农业始终在三大产业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导致农民收入不高、农村投资回报率低、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其三,虽然工业制造业看似一枝独秀,但实际上却问题重重。工业制造业号称“世界工厂”,却很难走出低附加值的窘境,而且由于销路盯死海外市场,往往会因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受制于人。与之相比,投资收益附加价值更高的服务业却因为市场开放程度不高,迟迟无法发挥出提升产业空间的作用。<br>
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恰因其击中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存在消费率偏低、外贸依存度偏高等失衡问题。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5%,这一数据甚至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30%翻了一倍还多。更为关键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欧美经济受到的直接冲击并不大,总体世界市场需求依然能够保持,但是次贷危机的策源地就在欧美,同时也是危机的重灾区。这对于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而言,其负面打击较之十年前显然要更大。<br>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等于是部分放弃了国内实施经济调控的主动权力。由此导致,一旦海外经济出现波动,国内的调控政策就不得不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表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作用因其时效最快而首当其冲。对于应对突发性的危机局面而言,这样的政策选择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应急性的政策措施绝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的替代品。恰恰相反,面对危机调控部门应该进一步采取开放型经济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让市场经济体以内在机制对抗危机、维护稳定。<br>
必须指出的是,与之前已经公布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突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会议不仅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甚至直接把农业问题单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据此可以看出,未来的调控政策固然继续以保持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忽视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结合,透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长期经济发展优化,才是未来更为重要的政策指向。<br>
在中央财政4万亿投资规划的刺激下,加上地方政府的进一步投资布局,以及政府投资所带动的民间资金配合,来年实现“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困难。但同时,基本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固然保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然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弊病并不会因为投资拉动而迎刃而解。前面所提到的三大经济结构问题仍在制约着经济发展能否持续良性运行。<br>
从长期看,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意义要重于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仅能够帮助市场经济自发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同时更能够缓解调控政策的应变压力。以此而言,未来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状况的观察点也正在于此。财政资金在立足于投资拉动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要为提振居民消费愿望做出努力,包括拟议中的个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全面完善落实社会保障体制等都应尽快落实。而针对农业问题,体制性的改革突破还有待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当从文件走向现实,农村金融发展破题不宜再做任何拖延。对于服务行业,应该尽快落实民营经济“36条”的政策,全面开放行业准入限制,让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活力去创造有效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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