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与进步,归根到底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著名理论家赵曜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赵曜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现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赵曜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精深研究。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世界主题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赵曜首先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曾讲: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第二,国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实践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理论内容和形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我们党总结了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从理想变为现实,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大体系、大范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今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

　　赵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按劳分配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二是提出“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三是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在探索初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赵曜说,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理论是系统的还是没有形成系统;二是它对所研究的领域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还是没有作出这种回答。属于前者,就构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按照这种标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包括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是主题和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表明,我们不再一般谈论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探索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基本线索贯穿其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以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并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上三个重大问题是在实践中依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

　　第二个层次是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