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而消费社会具有基本合理性，因为它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变成为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择。所以，当中国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也不是完全丧失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基层民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展开维权时，当我们有了农民维权精英、城市小区维权精英时，当我们发现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骤然放大时，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供的一种权利空间。<br>
　　成熟的消费社会是一种立体的消费社会，它包括日常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政治产品的共同消费，而这种消费要求有制度化的结构，要求进入民主法治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社会——我们只能消费社会的低端产品，而不能消费高端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因此，我们的消费社会是扁平的、物质的。<br>
　　在这样一种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里，由于对精神产品消费，尤其是政治产品消费的逃避，学界本应保持的某种批判精神以及政界本应完成的法治转型，日渐为我们所冷落。于是，呼唤法治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法学家的职业责任，而政治学家愿意讲话的不多，或者把公共管理作为政治学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替代了政治学的基本精神——批判社会和进行民主法治建设，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br>
　　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还是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与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普遍的精神消费的不足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和睿智日渐缺失。只有当我们的消费演变为对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的消费与物化产品一样，建立既有效率又显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在这样一种平台上进行立体消费时，中国社会才能逐渐地归位。<br>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精神生活由社会精英群体来主宰和引导的状态后，我们的消费社会又遇到这样一种情形，演变成了对于专家和精英的不信任，我们在前几年里精神生活最严重的事件，就是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在我看来，就是在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时，公众自己丧失了判断力。<br>
　　突破消费社会精神生活的壁垒，走出对片面消费社会的盲目追逐，应变成每一个公民的共识。这是我们要重建改革共识中最重要的共识。&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