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一篇论文所揭示的“社会不稳定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通常，一个社会由三类群体组成——中产阶级、上层和底层。其中，中产阶级最不愿意有社会动乱。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于是，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

    我们深知，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针对辽宁西丰县进京拘捕记者事件，许多作者已经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衬托着一个更根本的见解——自由舆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自由的舆论当然要包含各种我们不喜欢的舆论，难道我们可能只允许我们喜欢的舆论“自由”吗？

    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例如那位县委书记，在一个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必须学会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价值观单一的社会网络。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一位普通记者的报道，无论如何应算是“温和的批判手段”。那些下令拘捕“温和”的干部，其实是在欢迎“骚乱”和“革命”，他们的头脑恰好是他们长期愚民政策的产物。

    所以，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