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有关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问题开始引起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的注意。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2004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推进股份制改造，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有关银行业“贱卖论”、银行引资上市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争论盛极一时。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贱卖”；二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否导致我国金融控制权丧失；三是信息安全问题；四是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安全问题；五是金融对等开放问题。何为金融安全？金融开放是否会影响中国金融安全？中国目前金融是否安全？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认识事关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进程。<br>
    “金融安全”是指保持一国的金融系统运行与金融发展不受内外部各种因素根本性威胁和侵害的状态。在此，作者试图以上述五个争论热点为切入点，对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做一下分析。<br>
    一、关于银行“贱卖论”的问题

    关于银行“贱卖”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业是以很低的成本获得了高额的回报，从而造成中国财富的外流。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刚刚股改上市时，因股价的快速上涨引发了一场银行“贱卖”的争论。最近，美国银行根据与汇金公司的协议，以每股约港币2.42元的行权价格从汇金公司购买60亿股建行H股，并于6月5日完成交割。由于当日建行H股收盘价为6.7港元，这一消息再次引爆了有关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否“贱卖”的争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在评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时，我们都不能离开当时决策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需要在掌握和还原当时情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br>
    从国际公认的衡量标准来看，国有银行引资上市并不存在“贱卖”问题。国际公认的衡量银行股权转让价格的常用指标是市净率(即P/B)。在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其定价均与当时市场上同质、同类交易进行了比较，根据当时市场水准而确定。以交通银行为例，按照普华审计的结果，交行2003年末的净资产为180.81亿元，每股净资产为1.06元。其中，还包括了119亿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63亿元的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剔除这两个因素，交行的净资产是负数。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市净率为1.76倍，超过了当时香港等市场同类银行吸引外资入股的1.2-1.5倍P/B值。同时，当时境外机构入股价格均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其中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汇金公司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大大低于外方。交行上市的价格也不存在“贱卖”问题。交行IPO定价为2.5港元（折合人民币2.66元），发行市净率（P/B）为1.6倍，市盈率（P/E）为15.2倍，市净率和市盈率均高于香港同类银行股发行时的平均水平。如果按照“贱卖论”的观点，汇丰在交行A股上市后为反稀释，在二级市场上买入的成本在12港元左右，就是“贵买”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是否“贱卖”的问题时，不能脱离当时环境和背景，否则毫无意义。<br>
    事实上，当时的境内外投资者普遍不看好国内银行业的状况，各家银行在引资过程中的谈判历程可以用“艰难”二字来形容。例如，交行引资历时3年，到2003年7月中旬交行陆续与8家潜在境外战略机构投资者进行沟通，但最后只有两家机构提交了正式文件。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入股中行消息披露的当天股价即下跌了15%。建行引资时接触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结果不少国企反应并不积极。在引进境外战略合作伙伴之前，交行先行在国内进行了私募，但投资者认购不踊跃，几次私募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撇开当时的实际情况讨论引进外资的定价问题，很容易成为一种空谈。<br>
    其次，在谈及外资获利丰厚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上市，给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国有股获利远高于外资。<br>
    在交行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比超过60%。上市3年来，交行国有股获得的现金红利达95亿元。按最近的价格计算，财政部和社保基金持有的交行股份市值增加1000多亿元和400多亿元，分别增值7倍和4倍。引资上市后，交行不但仍是国有控股的银行，而且由于国有股的成本比汇丰银行更低，所以在近几年交行盈利增长和股价上涨中，国有资产的增值比例也超过外资。<br>
    再次，我们在评估国有银行引资效果时，不能仅仅盯在外资获利上，还应看引资是否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否保证了国有银行的战略利益最大化。<br>
    国有银行股权“贱卖”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表面的问题，而定价差异实际上是由监管制度、会计制度的差异等因素所导致。根本性的问题是监管机构如何完善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监管制度，银行如何真正在引入外部投资者以后改善公司治理，通过开放促进中国银行体系运行效率的不断提高，促进金融业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避免再出现数万亿的不良资产，这本身就是金融开放的根本政策目标之一。从交行的情况看，通过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交行的经营管理能力明显提升。（1）通过技术合作提升了交行经营管理水平。近四年来，汇丰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审计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技术支持。汇丰累计派出99人次到交行工作，交行共派出70人到汇丰接受现场培训，1309人次接受了汇丰银行的授课培训。汇丰还派出具有丰富银行从业经验、熟悉中国情况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交行副行长。（2）通过业务合作提高了我行业务竞争力。在公司、国际、人民币资金等业务领域，双方开展了55个合作项目。特别是在信用卡项目上，双方合作发行的太平洋信用卡累计发卡达到770万张，卡均消费、活卡率、带息本金率等主要业务指标均进入同业前三位。（3）通过股权合作拓宽业务领域。双方正在积极推进筹建合资信用卡公司和合资养老金公司的工作。<br>
    因此，无论从引资的历史环境看，还是国有股获得的利益，以及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战略合作利益看，国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