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全球热议。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究竟怎样看待“文明冲突论”？     

    文化和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然而，它是世界政治中的慢变量，其变化是缓慢的和逐渐的。人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培养一种对话的文化，在对话中达成更多的相互理解。经由对话达成的解决办法看起来缓慢，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往往是更为有效、更具有持久性的解决。     

    时光荏苒，“文明冲突论”提出转眼已过去了十五年。想当初，亨廷顿在1993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时语惊四座，掀起轩然大波。在各种争论渐趋平息后的今天，人们又有了新的兴奋点，此论的提出者亨氏本人也已进入了迟暮之年。十五年后，我们对这一问题是否能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结论了呢？     

    亨廷顿认为，冷战终结后，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将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实在是一个惊人之论。此论试图勾勒未来世界政治的大轮廓和大框架，对于提出者亨氏来说，虽然存在着这一模式不能解释的“不合常规的事例”，但这并不能否定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显然，像这样一个问题，是很难达成一个结论被一致接受的。在社会科学中，这可以说是个常态。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理论或理论假定会继续存在和得到讨论。     

    冷战后的重大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这个核心的理论假定似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作为严重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是文明间的冲突吗？恐怕勉强，亨氏本人也竭力反对这么看。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否可归结为文明之间的冲突？答案多半也是否定的。因此，文明冲突论面临的最大挑战看来是来自于经验事实的挑战。过去十五年间，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在继续着，在亨氏，自然乐意把其中的很多冲突视为其理论的佐证，就像他后来在反驳批评的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中所做的那样。但实际上，造成各种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无法归结为某一种“范式”。     

    于是，文明冲突仿佛成为了一个幽灵，它隐隐约约，若即若离，似乎有点像，但又让人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平心而论，与其说亨氏预见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还不如说他的论调促发了相反方面的警觉和努力，反冲式地引发了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的潮流。     

    本文题目中所标示的“从冲突到对话”，指的并非是从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而是指一种话语重心的转变。文明冲突论，与其说确立了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还不如说它的价值在于提醒了世人防止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使人肃然警惕，进而努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包括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正是这一发展，成为了过去十五年间的主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主张将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有生命力、因而能不断发展的财富加以保护，认为不能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遗产，而应将其视为保障人类生存的一种进程。2005年，西班牙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发起成立“不同文明联盟”，得到了联合国的有力支持。2007年4月，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出任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负责领导其执行和实施工作。今年1月，不同文明联盟首届国际论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来自各国政府、基金会、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和工商界的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弥合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分歧，并为推动跨文化交流建立伙伴关系。     

    以上这些，并非文明对话努力和行动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事例包括中国倡导在亚欧会议框架下开展文化与文明对话交流并获得通过。中国于2003年主办了亚欧会议进程中的第一届文化与文明会议。去年，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又在中国南京举行。如此等等，已足以表明各国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的共同愿望及主流。贯穿于这些对话之中，有一些重要的共同论题。     

    首先，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化和多种文明，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或现实。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应该得到尊重和捍卫。任何观察家只要实事求是，就不会看不到多种文明和文化同时并存于世界，它们并无同一于某一种文明的趋势，或者西方文明将成为统一性的普适文明。日前去世的俄罗斯文学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远离祖国多年，但身处西方的他也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即表明存在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但存在差异并不必然导向发生冲突。不同文明和文化在差异中是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和谐共存的，问题在于如何及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这一状态。这一点，可以相信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其次，不同文明及文化间需要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和理解。过去的发展已经表明，文化和人群的自我闭锁可以产生十分可怕的后果。有的人出于无知和傲慢，对异文化、西方以外的文化既无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在对外关系和相互交往中习惯于居高临下，以真理拥有者自居，其结果很可能是引起反感和不满。这种反感和不满一旦积累到某种程度，并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就容易导向极端主义或极端行为。早前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有识之士已看到了这一点。两位资深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理查德·卢格就指出，应“让伊斯兰世界理解美国价值观和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国际教育交流，因而二人共同提出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积极接触，消除有关美国威胁的误解。当然，美国的这种努力由于对外政策中的偏差甚至严重偏差可能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对话的重要性正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约一个月前，世界对话大会在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