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教育财政模式的特点，简单地来说是“大的非公共投入，小的非公共部门”，这里，前者是说公立学校强烈依赖非公共投入；后者是说除了幼儿园以外的各级教育中的民办学校——也即非公共部门——发展迅速但是规模很有限。根据2005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数据，我国普通高等院校31%的资金来源于学杂费收入，只有41%的资金来自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高级中学的相应比例为22%和43%。而2006年民办学校在校生占全体在校生的比例在普通本专科和高中阶段分别仅为15.92%和11.20%；2005年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在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阶段都分别仅占7%左右。<br>
    首先，这种“大的非公共投入，小的非公共部门”模式的产生与我国转型期的教育财政体制中并未清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教育财政责任有关。自从1980年代来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不断下降。1991年时该比例尚为84.46%，至2004年已下降为61.66%。实际上，如果我国1991-2004年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维持在1991年和1993年的状态，即使在教育经费总量与现实相同的情况下，2004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将达到3.83%。<br>
   我国多元化筹资机制确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财力有限而公共教育投入不足。但是，根据国际比较分析，这种教育筹资制度的存在又有可能继之对公共教育投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这一点与我们的经验事实是一致的。我国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导致在某些层次和类型的教育服务中，缺乏明确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从而在经费供给中过度依赖市场力量（私人支出）。从国际上的普遍情况来看，那些私人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比例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越低。定量分析证实了这一点（王蓉，007）。<br>
   其次，“大的非公共投入，小的非公共部门”的模式与我国公办学校垄断教育供给而办学体制改革并未带来民办学校大规模发展这两个事实相关。在由公办学校垄断了教育供给的初始状态下，由于就学机会有限，学生能力成为筛选学生的主要标尺。而随后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扩张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特点：（1）在公办学校中引入学杂费制度，而且学杂费标准迅速提高；（2）针对学生能力的入学门槛普遍降低；与此同时，教育体系内部产生分化。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那些对于学生入学能力要求越低的学校，由个人承担的办学成本比例越高。这种教育分化的格局产生了高质量、较低成本分担比例的精英型学校，和低质量、较高成本分担比例的大众型学校。<br>
   而对于办学体制改革来说，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在教育领域产生相应强大的民营力量。在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体制下，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民营教育机构总的来说没有强大的经济财团为支持、没有充分的资金筹备为基础，而基本以逐利的办学者为主、依托学费收入自我支撑。<br>
   第三，在我国的教育制度下，存在着促使各级政府将公共投入首先集中使用在各个层次的精英型学校中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精英化导向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公办学校的“非财政化”，巩固了“大的非公共财政”格局。核心的问题在于在我国教育体系的象牙塔顶端是由中央政府支持的少数精英型的高等院校，而这些机构的入学机会以广泛的地域性竞争为基础，所有家庭和学生为进入这些院校进行竞争，这种压力导致了各个地区彼此间存在着以向更高一层精英型院校升学的比率为标尺的横向竞争，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集中使用公共资源于本地精英型学校的格局很难得到彻底改变。<br>
    与此同时，在教育私人收益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包括收入低下的家庭，都希望子女接受质量更加良好的教育。弱势人群子女就读的公办学校由于无法获得充足的公共预算支持而不得不选择通过一些形式的私人费用来作为补充。这种私人投入的驱动力又和大众型和精英型学校的差距有关；这种差距越大，平民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竞争能力就越焦虑，从而就不得不持续加大私人的教育支出。这导致了服务这一人群的学校的教育经费“非财政化”。其次，集中公共资源用于精英型学校而形成的办学者的利益格局可能被固化。在公共教育投入增量不断向精英型学校集中的过程中，这些学校相对于大众型学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强；学校因此增强了保存其优秀师资的力量，而校长和教师则提高了个人自我寻租的可能性。这也可能导致这类院校的教育经费的“非财政化”。这种自我寻租成为了促使学校和教师不断寻求精英地位的强烈激励，从而成为了整个体系的最为重要的质量提升机制。<br>
   这也说明，单就公平效应而言，对于“4%目标”来说，国内该政策呼吁者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让广大人民更加广泛和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和谐社会。但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公共教育投入增量的瞄准受益者和实际受益者有可能不相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更多地从公共教育投入增量中获益，从而加大教育不公平，而这种利益格局也可能阻滞了公共教育投入的增长。<br>